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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是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目的，实现对社会的风险警示是处罚决定公开的附带功能，声誉制裁并非处罚决定公开的法定目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适用“以公开为原则”的要求，仅有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处罚决定才应当公开；“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可理解为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考虑到个人信息保护和声誉保护的要求，以自然人为处罚对象的行政处罚决定应以匿...
法的规范性问题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社会学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既有其力量，也有其限度。法社会学包括经验法社会学与理论法社会学，后者又分为法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哲学。就外部关联而言，经验法社会学对于法的规范性的说明是失败的；社会理论对于现代社会中法律系统之规范性的功能主义说明与法理论的视角形成良性互补；社会哲学对法的规范性的证立有否定法具备独有的规范性、甚至最终否定法的规范性本身之虞。就内部关联而言，...
量刑建议已经日渐成为刑事诉讼格局中控辩审关系的联结纽带，尤其是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集群内。而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能否被法院所采纳，也牵动着各个诉讼权能主体的敏感神经。目前呈现的“高采纳率”能否符合制度改革的理想预期，则真正取决于其内在衍生进程。对此，多维度的实证调查有助于客观准确的认知形成，以防过度释放片面盲目的乐观情绪。从现有情况来看，法院对检察机关所提量刑建议的采纳，并不是完全出于法...
历史沿革和实证数据表明，刑事远程审判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和自主性，其应用前景可期；其案件覆盖能力和程序延展空间可观，但应用对象以简单、认罪案件为主，程序适用上以低成本程序为主。在历经十余载的自主探索和一年多的应激适用后，刑事远程审判形成了具有初步模式化特征的实践样态，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也暴露出“权力导向”的结构偏恃和关乎程序正当性的诉讼纷争。庭审方式的变革虽已触及诉讼程序内核，但刑事远程审判...
在控制违约风险和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中国古代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体现出高度的制度理性，但以利率管制为核心的打压高利贷的各种举措却因招致市场反弹而屡屡受挫。民间借贷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由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联手推进，金融机构占据了消费性借贷的大部分市场，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分担甚至替代了借贷市场的传统避险功能，贷方资信调查能力和资金监管能力的提高减轻了债务追讨对暴力强制的依赖，笞杖之刑以及“强牵财物...
由于人类生活的社会性、资源的稀缺性、个人价值观的差异性及法律规范本身的概括性和不周延性等原因，基本权利冲突在所难免。在自由权侵害三阶层审查框架中，基本权利冲突具有多重地位，兼具规范性和事实性，难以在某一阶层或者采用单一方案彻底解决此类问题，何况各种解决方案本身也存在不足，故而不仅应关注经由解释明确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依照基本权利位阶予以处理、根据实践调和原则进行个案权衡、引入比例原则、基本权利行使的...
《中英联合声明》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双边条约，受条约法规范，但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的条约，其部分条文属于当事国的单方面声明。《中英联合声明》第3条及附件一在性质上属于中国的单方面声明，以公开方式作出，明确表达了中国受其约束的主观意图，构成中国的国际义务。中国在中英谈判过程中一再申明反对英国对回归中国后的香港享有任何权利，《中英联合声明》整体、包括第3条及附件一都没有赋予英国任何权利。《中英联合声明》至今整...
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力，其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他人权利保护的责任，域外主要有合同义务模式和法定救济模式。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法定救济模式（妨害人责任）对于我国是更妥善的选择。这种责任的承担属于权利救济的方式，在德国法上与物权请求权同源，在英美法上起源于针对无过错第三方的禁令，在我国法上属于《民法典》第179条列举的“法律责任”的一种。在网络环境下，为保护权利人而采取的措施可...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顽疾，而以市场自治为导向的公司法的私人执行模式难以有效规制利益输送行为。我国近年来发展了公司法的公共执行模式，允许监管机构通过不同方式强化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但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规制数量有限，对于资本市场上普遍的利益输送行为规制仍有不足。回应型规制理论表明，在公共规制者存在信息、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应当将规制权力授予多个主体，丰富执法手段，构筑执...
要素财产权和架构财产权是整个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类财产权利。由于近年来数据被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强调，当下研究者更加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维度证明，真正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是依托数据的基础设施功能而实现的架构财产权，该种财产权也是法律对互联网新型生产方式作出的有效回应。由于两类财产权在后果上都具有一定负外部性，有必要超越这一二分框架，进一步发挥数据基础设施功能，将依托于不同数字...
数据价值来自聚合形成规模后在流动中获得多元、多维开发，因此数据界权不应受确立财产所有权思路的局限，而应致力于调整社会主体间围绕数据价值开发利用而形成的具体利益互动关系。霍菲尔德框架为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概念工具。无论针对个人信息、企业数据还是公共数据，法律界权都应被理解为逐步搭建、并灵活调整多元主体间法律关系网络的过程。通过在边际上不断探索有助于数据流动、共享的机制，法律界权方有望促...
《民法典》对多数人之债的实体效力作出规定，需要民事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回应。我国《民事诉讼法》以“诉讼标的共同或同一种类”作为共同诉讼的类型化标准，既无法涵盖多数人之债的所有实体情形，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逻辑。诉讼构造通过原告起诉而搭建。与多数人之债的外部关系相一致，债权人可以选择向多个债务人一并提出诉讼请求，由此搭建诉的合并构造。目前零散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的合并制度存在实体要件过于严格...
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人民警察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应采用客观说和行为时标准。人民警察实施没有违反必要且重要程序要件的瑕疵公务，可以认定为依法执行职务。袭警罪的暴力是作用于人民警察身体的狭义暴力。当辅警与人民警察一起执法并且辅警执法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时，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成立袭警罪。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是法条竞合关系，袭警罪属于特别法条。行为人将人民警察误认为普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暴力袭...
“人民共和国宪法观”是依宪治国的理论前提，也是“宪法的中国学”得以形成的基本立场。“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以“人民宪法”为立宪之基础，包含“党领导人民制宪”“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同构”两个基本命题；“人民宪法”形成了以“总章程”和“根本法”为两轴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宪法实施服务于治国理政的目标，进而建构了适应这个逻辑要求的全覆盖合宪性审查。
英帝国对在华英人的司法管辖表现为治外法权，其是对华域外法体系的载体。英国东亚域外法体系单方面在1833年于中国确立，1865年囊括日本、1884年纳入朝鲜，彻底解体于1943年。该体系以英王枢密院令为基础，由驻华监督、香港总督、香港最高法院、驻华领事、上海最高法院负责运转。《1833年枢密院令》形成以英国驻香港最高法院、香港总督、领事法庭为主的对华域外法机制。《1865年枢密院令》确立以领事法庭、...